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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雋琪:不忘初心,鞏固“三個認同”

  發布時間:2016/10/15

98日上午,民進中央主席嚴雋琪在學習實踐活動聯系點民進蕪湖市委會,為安徽省各地市會員代表作題為《不忘初心,鞏固三個認同》的主題講座。以下為講座的內容全文:

 

一、政治共識是立會之基

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共產黨建黨95周年紀念大會上的講話中,多次提到不忘初心,意味深長,引人深思。我聯想到禪學的說法悟道不難,維持初心才難,因為初學者的心是的,隨時向一切可能性開放,而后來的階段,心里裝滿了看法和理論,接受的可能性就減少了。共產黨要不忘初心,民主黨派呢?回顧歷史,民進的創始人們是因為志同道合,同為國家前途擔憂,都對國民黨打內戰和反民主的行徑不滿,他們是有了基本的思想政治共識才走到一起,成立了民主促進會,其中可說沒有任何個人私利。當時他們用筆發表政見、用集會吶喊、用請愿等形式呼喚更多民眾達成要和平、要民主的共識,在中國面臨兩種前途命運的關鍵時刻,選擇了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主張,履行了中國進步知識分子的歷史責任。今天,凝聚思想政治共識和履行好參政黨的職能是歷史交付當代民主黨派的責任。1997年至2007年,民主黨派創始人一代基本都從領導崗位退了下來,政治交接就成為參政黨思想建設的主線。交接什么?就是繼承民進堅持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愛國、民主、團結、求實,堅持立會為公的優良傳統,并不斷賦予優良傳統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時代價值。民進十大之后,為了在新形勢下,適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要求,民進中央將凝聚全會的思想政治共識總結表達為三個認同”——目標認同、道路認同和價值認同。目標認同指的是認同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這是包括15萬民進會員在內的億萬中國人共同的向往;道路認同指的是認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這是我國走向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正道;價值認同指的是認同民進的優良傳統,這是民進人的共同價值取向,是民進能夠有所作為、持續健康發展的根本原因。自2013年以來,民進在全會開展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學習實踐活動,就是政治交接的延續。

習近平同志在七一講話里強調,革命理想高于天,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夠經受一次次挫折而又一次次奮起,歸根到底是因為有遠大理想和崇高追求。講話提出四個自信(道路、理論、制度和文化)是中國共產黨內在力量的表現,而且用一種有意義的方式把這個自信傳達給他人,在這個意義上,真正的科學家與革命家并無二致,既自信又把自信傳達給他人。執政黨作出了榜樣,參政黨同樣需要理想信念。三個認同首先表達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參政黨的政治立場和政治信仰,這是立會的思想基礎,是凝聚力的源泉,是開展學習實踐活動的根本目的。三個認同也是民進優良傳統在現代的演繹,是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對民進優良傳統和現實經驗的新概括。

二、三個認同的時代背景

中國正處于民族復興的關鍵歷史時期。一位臺灣學者(朱云漢)是這樣描述今天的世界正發生著趨勢性變化:一是以美國為核心的單級體系式微。美國曾是世界公認的唯一超強,主導了蘇聯解體后的國際秩序,但20年后的今天,根基已在動搖。二是第三波民主(源于20世紀70年代,90年代初達到高潮,曾被美籍日裔學者福山斷言為人類文明演變的終點)維持不到40年,在今天出現退潮。三是資本主義全球化面臨挑戰。二戰后由美國主導的國際經濟重建為資本主義全球擴張打下基礎,蘇東劇變后,資本主義市場邏輯占統治地位,但隨著華盛頓共識破滅,反全球化運動興起,金融危機致西方經濟熄火,日益懸殊的貧富差距引起激進變革呼聲,近60年的國際經濟秩序自由化趨勢面臨空前危機。四是西方獨占鰲頭時代接近尾聲。西方主導人類歷史長達300年,進入21世紀后,世界權力中心明顯東移,亞洲正成為人類歷史的主角。這樣的發展趨勢,意味著衡量進步落后的歷史坐標受到質疑,也意味著非西方國家在選擇社會制度與價值體系時享有更大空間。人們呼吁一個更符合對等與互惠原則的國際經濟模式,一個更尊重多元性的全球公共領域,一個更能統籌絕大多數國家可持續發展需求、更能體現休戚與共和而不同理念的全球秩序。

再看今天的中國:中國崛起和中國發展模式的出現,震驚了世界,還是這位臺灣學者說,300年來,只有4個歷史事件可以和中國崛起相提并論:一是18世紀英國的工業革命,二是1789年法國大革命,三是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四是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美國崛起。中國崛起開啟了人類歷史上最快速的持續經濟增長、幅員最大的全面工業化、在國際分工體系中跳躍式上升、通訊和基礎設施的超越式發展;進行著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消滅貧困;中國正加大國際社會中的話語權,從追隨者向創新者、引領者的角色轉變,(一帶一路、亞投行、首先推動國與國外交關系五項原則等)成為非西方世界崛起的重要標志。

放眼世界和了解國情,我們其實可以理解西方的焦慮,因為他們已習慣以其為中心的世界觀,習慣于由他們出理論、解釋概念、當老師指導非西方國家。然而不同文明間相互激蕩、交流和影響,是人類社會進步的動力。今天,中國和西方的關系也將進入一個充滿摩擦、矛盾甚至沖突的過渡時期,國際社會正迎來一個新的國際秩序。中國不會跟著西方亦步亦趨,不會因為別人的說三道四就失去道路自信,也不會固步自封,夜郎自大。

放眼世界和了解國情,我們可以理解中國面對著崛起的煩惱,市場主體的多元、階層的多樣、利益訴求的多變、思想觀念的差異、科技革命的挑戰、生態環境的嚴峻等等,再加上在國際社會中的角色和作用的變化,發展中國家對中國有了更多更高更新的期望,中國必須樹立新發展理念,并以更積極的態度參加到全球治理體系的變革之中。

共產黨的四個自信、民進的三個認同不是政治口號,而是來源于中國的歷史和現實,立足于豐富的實踐和理論思考。我同意一些學者的分析,現代中國具有三大優勢:一是特殊政治體制的優勢。新中國頭30年,以高昂的社會代價建設了動員力量特別強的現代化國家,完成了相當徹底的社會革命,將土地和工業資本全面公有化,建立了非常強的國家意識,為后來30年改革開放奠定了基礎。如果與印度比,大多數曾在中印實地考察后的學者都承認,中國政治體制的治理能力遠強于印度。而且在巨大的外來壓力下,通過30年自力更生,我們建立了完整的工業體系。二是規模大的優勢。規模大意味著潛力大、韌性大、獨立性大,在現代經濟中,許多核心產業若沒有規模是無法發展的,如航空、高鐵,都必須有巨型市場、人才儲備和資源。而且規模會帶來磁吸效應,不少跨國公司受中國市場吸引,搶著擠進中國時,就答應了其他國家不可能有的條件,如在中國建研發中心等。三是后發優勢。學習先進的經驗,可以少走冤枉路,實現引進消化再創新的蛙跳式技術更新。例如中國在普及有線電話都很困難時,幾乎同時進入無線與數字時代;在第三代手機技術尚不如韓國和西歐時,卻最早布局第四、五代移動通訊;在傳統金融尚未充分市場化時,互聯網金融卻沖到世界最前沿。總之,當今的中國正奮進于現代化之路上,正處于民族復興的關鍵歷史時期。

三、三個認同的深刻內涵

(一)目標認同。實現民族獨立和國家的現代化是百余年來中國人民最大的愿景,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包括民進前輩,為此付出了畢生努力。現代化,是一個見仁見智的目標,關于國家現代化的理論專著不勝枚舉,其中以西歐和北美為代表的現代國家論述占據著主流地位,好像只有經歷了西方工業化之路的國家才會形成可以稱之為現代的國家。據我所知,最初現代化這個概念就是被用來形容歐洲的一個時間段,在這個時間段內社會明顯進步,不再以傳統方式運轉,找到了新的進步方式,并且個人和集體的狀況都有所改善。有學者(黃仁宇)認為現代化等于市場化加法制化再加數目字管理,有學者(秦輝)認為現代化等于工業化加市場化和民主化,還有學者提出現代化等于經濟全球化加文化多元化,等等。(許倬云)認為西方現代文明是農業革命、工業革命和海外貿易連環形成的,其中包含了城市化(以城市為主)、現代金融制度的形成和文化啟蒙(思想解放)、國家和社會的緊密結合等內容。中國的背景不同于歐洲,文化背景更是大相徑庭,這使得中國與歐洲對現代化采取的概念和模式都不相同。

當前,中國共產黨正領導全國人民實現十三億人口大國的現代化,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首先要實現的奮斗目標是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這意味著數億人將從貧困狀態中得到解放。這是遠遠超出西方現代化歷史經驗的偉大愿景,體現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其意義必然超出國界,產生震撼世界的巨大影響。我們應該認識到是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國家的現代化在理論和實踐上為世界提供了新的經驗。

現階段,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就是民進全會的目標認同。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審時度勢,對十三五時期我國發展環境的基本特征進行深入分析,作出我國發展仍處于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也面臨諸多矛盾疊加、風險隱患增多的嚴峻挑戰的重要判斷,明確提出必須牢固樹立并切實貫徹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這是中共中央關于發展理論的升華與創新,對我國發展的全局、對深化改革具有重大意義。鞏固目標認同,需要我們有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的必勝信念;需要把民進的事業放到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大格局中去考慮;需要立足基本國情和經濟發展新常態這個階段性特征,在新發展理念指導下,做好參政議政、民主監督和社會服務工作。

(二)道路認同。從歷史事實可以看到,世界各國的發展道路呈現兩個特點:一是多樣性或差異性,二是需要與時俱進。中國的現代化是一個漫長的不斷修正、概念變化、事件不斷的過程,曲折而艱巨。而且在任何領域都具有古老和現代雙重性質,從而創造出自己的特點。哈佛大學教授孔飛力(Philip Alden Kuhn1933-2016)在長期研究中國近代社會史、政治史的基礎上,提出不同國家可以經由不同的方式走向現代現代性有著多種形式的存在,也有著各種替代性選擇,這是一種對于西方經驗可以壟斷現代性界定的否定。他認為,在現代國家構建的問題上,相較來自外部世界的影響,植根于本國文化和歷史經驗的內部動力要帶有更為根本的性質。

一看看工業化之路。正像中國學者楊光斌談到現代化的動因時,有個觀點:第一波(英美)的現代化是由商業集團推動,基于社會中心主義(自由主義)理論;第二波(德法)的現代化是由官僚制為中心的國家自上而下推動,基于國家中心主義;第三波(后發國家,俄中)的現代化是由政黨組織國家,基于政黨中心主義。第一波指的是第一次工業革命造成財富的大量積累,但給勞動者帶來了深重的苦難。貧富分化現象非常嚴重,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階級對抗極為嚴重。嚴重的社會不公正現象并不是工業化的必然結果,而是由以英國為代表的工業化道路造成的,這是一條自由放任的道路,以亞當·斯密的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為指導,國家不干預,遠離經濟領域。由此提出看不見的手,即市場規律。正是這個學說使英國完成了工業革命、創造出大量財富,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富裕和最強大的國家,工業產量是世界其他地方之和!這個后果在全世界造成重大動蕩,中國的鴉片戰爭就是在這時發生的。但工業革命時期也是英國一個非常不安定的時期,社會動蕩,社會矛盾越來越尖銳,馬克思創建的科學社會主義正是提出了糾正社會不公,建立一個幸福、公正、人人平等的社會,而對工人產生巨大吸引力,成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指導思想。從工業革命開始,世界歷史就成為工業化和現代化在全世界擴散的歷史。美、法也走上英國式的工業化道路。值得一提的是德國的道路,即第二波,德國工業化起步較晚,其落后的原因是不統一,小政治體互相征伐。隨著統一的步伐,德國工業革命才全面和快速地發展,創造了當時世界的經濟奇跡,成為僅次于美國的第二大經濟體。除了統一的因素,一種新的經濟發展模式也起了關鍵性的作用,即借助國家的行政力量來推動、指導和保證工業化,結果證明這種模式對后進國家非常有效,后來被很多發展中國家借鑒。其實德國歷史一直離不開德意志民族文化傳統的影子。第三波是俄國(蘇聯)工業化,采取的是計劃經濟發展模式,國家全面介入、直接運作生產活動。這也是由俄國國情決定的,俄國地廣人稀、勞動力匱乏、一百多個民族、采取的是非常集權的沙皇制,再加上農奴制(直到1868年才廢除農奴制),所以俄國工業化是強制性的,早期的工人從身份來說都是農奴,甚至早期的工廠主的身份可能也是農奴,即使農奴制后來被廢除,沙皇又用強制盤剝的方法為工業發展提供資本。這種強制方式直到后來的蘇聯時期,仍能見其影響。在計劃經濟模式下,國家動用行政力量,將一切資源調動起來,集中使用,發展速度驚人。計劃經濟具有不合理因素,即計劃越嚴格、束縛性越強,等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結構越來越復雜,計劃的可靠性就越來越有問題;而且在指令下,具體生產單位日益喪失主動性,勞動生產力變得低下。所以必須主動調整制度中的不合理因素,適應不斷出現的變化。如果用前兩波的話語和理論來解釋后發國家的道路,發展中國家總是錯誤的。其實資本主義一直在變,而且變的很厲害,從自由資本主義的理論(亞當·斯密),政府絕對不可以干預經濟活動;到20世紀30年代羅斯福新政,重新啟用政府力量,以行政手段刺激經濟,通過政府項目制造就業。新的資本主義(混合經濟)出現了。甚至可以說,在資本主義的變化中,福利社會理念的出現,隱隱約約看到了社會主義的影子。

二看看民主發展之路。選擇什么樣的政治發展道路,是關系根本和全局的重大問題。今天中國崛起的主要原因是堅持了自己的發展道路。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后發國家的發展很容易受到發達國家的影響,尤其是民主政治制度,經常受到來自內外兩方面的攻訐。少知而迷、無知而亂,作為以民主命名、以推進中國民主政治之實踐為宗旨的黨派,我們怎樣正確認識民主、怎樣正確評價民主政治制度就顯得格外重要。

民主制度的建立和發展,也是相當艱苦,需要很長時間。實際上在民主的漫長歷史中它有著非常不同的意思和內涵,即使今天在不同社會和經濟體制下對它的理解也存在很大的差異。從英國發生工業革命以來,已經出現過多種不同的發展模式,各種模式都有成功,也有各自的不足乃至失敗,方式不同、路徑不同,呈現豐富的多樣性。各自不同的理論是在不同時期、為解決不同國家的具體問題應運而生的,沒有一種理論可以簡單地奉為圭臬。所謂絕對的放之四海而皆準,或是思想的懶惰、或是過于天真。

中國有學者(楊光斌)提出,民主是一種調整根本利益的政體,其本身就包含著內在的沖突性。因為民主制是大多數人參與甚至人民當家作主的政治,實現條件比其他政體要多要高,其中最關鍵的是同質性條件(三要素):一是國家的認同,特別后發國家往往是多民族的,必須有多元一體的國家認同;二是政治觀念的認同,即政治信仰基本一致,否則在一個分裂型社會搞黨爭民主是很有破壞性的;三是平等的社會結構。民主化和現代化一樣,要一步步地前進,適合中國的實際。雷老就曾說過:民主就是以大多數人民的要求為要求,以大多數人民的福利為根據。所以,在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具體語境下,民主首先是一種現實的政治運行方式,而不是哪一種學術概念和政治想象乃至幻象;其次是一種有效的理性決策,才能保障人民在民主制度下受益,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從現實的眼光看中國民主的實現,中國是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巨大的人口中半數在農村,所以生存與脫貧是放在第一的。從文化的視角看中國民主的實現,政治因文化而異,中國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單民族國家,而是一種文明的載體和代表,具有高度多樣性,治國之術也是源遠流長。從發展的眼光看中國民主的實現,會越來越具有問責性、代表性、透明性,越來越制度化、規范化和法制化。民主在哪里?法治本身就是一種民主形式,是民主的根本保障形式;分權本身也是一種民主形式,是權力更合理化,這兩者可說是基礎性民主。不能天真地相信西方國家向其他國家推廣民主時,把民主極端地簡單化為競爭式選舉民主。確實,今天的西方國家政治相對穩定,那離不開憲法政治和社會福利制度;政治清廉也離不開陽光法治和相對完善的行政體制;經濟發達的原因就更復雜,如先發優勢、市場經濟、產權保護、殖民掠奪等,而不能簡單歸功于選舉式民主。

民主集中制和群眾路線是中國共產黨在一黨執政體制內進行的調整和創新,把協商民主納入決策程序,通過傾聽自下而上的聲音并且保持著高層的決策權,就是自上而下的指令與人民自下而上的參與相結合,回應廣大群眾需求。任何時期,矛盾與分歧總是存在的,民主政治的發展就是要使爭論和沖突進入良性的軌道,通過對話協商來求同存異。中國崛起的主要原因是堅持了自己的發展道路,既學習了別人之長,也發揮了自己的優勢,實現了一個五千年文明與現代國家重疊的文明型國家的崛起(胡鞍鋼)。

三堅持黨的領導。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歷史的選擇。中共不僅締造了新中國,而且一直是全球最大、行動力最強的政治組織,其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宗旨,具有聯系群眾的能力、自我修正和改革的能力。辛亥革命后,借西方經驗或挾封建余毒運行的一黨專政,都以失敗告終。究其原因,中華文化不主張內耗,中國國情不容許獨裁,有核心才不會一盤散沙,集眾力才能成就大業。歷史在試錯中認清道路,人民在抉擇中把握命運,中共體制有引導社會追求長期目標的優勢。從中國古代的孔子,到今天西方有良知的知識分子都認為,為絕大多數民眾謀求福祉是一個好執政黨、好政府的根本標準。

能夠把國內各種力量有序組織起來,而不是無序競爭起來,正是中國政治制度的比較優勢;為世界民主提供了不一樣的樣本。近年來,相較于西方民主的失靈、式微亂象,中國的民主理論與實踐則蓬勃發展,國外很多學者也認為中國式民主、協商民主、治理驅動的民主化比西方議會民主模式更具優越性。當年司徒雷登在離開中國時就承認,整個來講,不論是對中國的民眾(特別是農民),或者是對國內國外的觀察家,共產黨都能給他們這樣一種印象:它是全心全意致力于人民事業的,它真正希望促進中國的民主事業,希望中國在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中獲得一個真正獨立而強有力的地位。福山也已不再唱民主至上論,提出“21世紀國家競賽的主軸是治理能力建設沒有優質國家,就沒有優質民主。隨著中國發展取得的舉世矚目的成就,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建設水平,已經成為真民主”“好民主的重要內涵,也必將成為越來越被認可的重要指標。融匯古今也好、中西合璧也好,適合于當今中國的,不是哪朝方案、不是哪國方案,它既不會從天降、也沒有飛來峰,我們完全可以自信地說:解決中國現代化問題,也只有中國方案

總之,中國今天的政治制度是數代中國人付出巨大犧牲和努力一層層打造、夯實的,它經歷的每一次風雨都提升了它的成熟度,強化了它的生命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深深扎根于中國的社會土壤,日益繁茂,既借鑒國外政治文明有益成果,虛心學習他人的好東西,也絕不邯鄲學步、照搬照抄,制度的原生性與自適應性,讓我們有足夠的自信屹立于世界民主政治之林。

(三)價值認同。價值屬于文化和精神層面。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指出:核心價值觀是一個民族賴以維系的精神紐帶,是一個國家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礎。如果沒有共同的核心價值觀,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就會魂無定所、行無所歸。

西方學者亨廷頓說非西方國家的現代化都要經歷兩個階段:一是西方化引領現代化;二是反西方化,用本土化繼續引領現代化。當現代化取得初步成功,這個民族就建立起一定的民族自信和自尊,開始反思西方化的正當性和本民族文化的兼容性;而且當工業化、城市化、市場化到了一定程度后,傳統的道德就會解體,新的社會危機出現,所以后發展民族必須回到傳統,從傳統的倫理道德資源里汲取營養,解決當代人的心理失衡和人際關系失衡的問題。

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思想代表約翰·密爾(1806-1873)在他著名的《代議制政府》一書中(那是在英國完成工業革命,資本主義自由競爭蓬勃展開,資產階級迫切要求掌握政治權力、改革議會時)關于政治制度提出了三個條件(即政府形式選擇的合理性),一是社會條件,即人民樂意接受(能按人民意愿作為使其達所需、使其可持續);二是歷史條件,與歷史發展階段適應;三是民族性格條件。并強調代議制需要社會的成熟度,政府要承擔教育(培養公共精神和發展才智)的作用,提出普及教育必須先于普及選舉。今天讀來,仍可以給我們啟發。

再引用一位在西方世界聲名顯赫的、美國本土的,集作家、歷史學家和哲學家于一身的學者威爾·杜蘭特夫人的話,她花了50年時間所著的巔峰之作《世界文明史》,被舉世公認為傳世經典,她認為東方文明才是世界文明的源頭和基石。書中尤其驚嘆中國文明綿延不絕,說世界上沒有一個民族能像中國人那樣的精力充沛,那樣的聰慧,那樣的能適應環境,那樣的能抵抗疾病,那樣的能忍受災難和痛苦,那樣的在歷史的熏陶下能沉靜忍耐和等待復原。這個擁有如此物質、勞力和精神資源的國家,加上現代工業的設備,我們很難料想出可能產生的那種文明是什么樣的文明。很可能將會比美國更富有,很可能將會與古代的中國一樣,在繁榮和藝術生活方面,居于領導世界的地位。

六十多年前,愛國民主人士、也是民盟的先輩梁漱溟曾問:中國以什么貢獻給世界?中國共產黨在成立95周年的時候,作出了響亮的回答,即我們有三大歷史性貢獻、實現了三大飛躍。黨的領導、人民當家做主、依法治國的統一,是社會主義民主區別于西方民主的本質特征。堅持黨的領導是社會主義最根本的政治要求,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奮斗目標必須遵循的原則之一,也是民進的優良傳統。今日我們堅持推進的中國民主政治,就是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中國國家治理的主要方式只能源于自己的文化和歷史。我們還存在很多問題,制度還需要完善,改革要堅持推進,但這不能成為我們改弦易張的理由。中國正在全面崛起,這個過程不是一帆風順,但它所經歷的一切構成了這個世界幾百年來最波瀾壯闊的社會發展運動。

美國著名社會學家羅伯特貝拉(Robert N. Bellah1927-2013)有一個觀點,他說不應把現代化看成是一種政治與經濟的制度形式,而是一種普通人的精神現象,或者說心理狀態。對于民進而言,價值觀同樣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民進的價值認同就是認可民進的會章、政治立場和優良傳統,從內心深處認同參加民進是為了加入一個為執政黨助力、為國家盡責、為人民服務的政治組織,在參與中更好實現自身價值。價值認同體現了民進人共同的價值取向,是民進能夠有所作為、持續健康發展的根本原因。民進的主界別是教育、文化、出版,都和人的精神、心理建設息息相關。民進會員要在本職工作中把感染人、啟發人、影響人、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作為責任,為國家和人的現代化貢獻力量。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中國經濟高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快速提高,與此同時,全球化浪潮洶涌而來,各種思想交流、交融、交鋒空前激烈。在這樣一個思想活躍、觀念碰撞、文化交融的大變革時代,各種不同層次的矛盾和問題浮出水面實屬必然,其中比較突出的一個問題就是價值觀多元,民進身處時代大潮中也不可能置身事外。根據會中央宣傳部的問卷調查,新時期下的民進會員,更強調作為主體的個人價值,包括物質、精神和自我發展方面的要求的實現,要求更加趨于務實。同時也表現出民進會員的政治責任感、組織歸屬感,以及力求在諸多矛盾中尋得最佳平衡點的愿望。但是,價值觀的迷失在一些會員身上也不同程度存在,例如近年,會內出現了個別違紀違法的會員,在他們擔任的本職工作或社會兼職中觸犯了法律,造成惡劣后果。價值認同是參政黨進步性和團結性的粘合劑,是民進人不忘初心、繼續前進的動力。

最近,習近平總書記在七一重要講話中,以歷史自覺的精神,將文化自信寫進中國方案。文化是全國各族人民的精神追求和力量源泉。政治改革與道德進步、文化提高是不可偏廢的,其中,教育對安定社會、緩和社會矛盾有基礎性的作用。民進全會也要進一步增強文化自信,也要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弘揚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不斷增強全會的精神力量。民進在長期實踐中形成了堅持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愛國、民主、團結、求實,堅持立會為公的優良傳統,這是民進前輩留給我們的寶貴財富,并在一代又一代民進人的自覺弘揚、躬身實踐中不斷豐富和發展,不斷賦予其新的時代內涵。面對時代召喚,民進全會要時刻不忘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參政黨的歷史使命和時代擔當,把立會為公的情懷,落實在參政為民的實踐中,把對民進組織上的歸屬,轉化為對改革創新時代精神的共識;把履職的過程作為我們認識國情、認同政治制度、增強政黨意識、體現人生價值的過程,使民進的光榮傳統體現出新時代的意義。

增進價值認同的核心是做好思想立場的政治交接。做好政治交接是保持高素質參政黨進步性的需要,也是鞏固和發展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事業的需要。今明兩年民進地方組織將陸續換屆,到2017年會中央也將完成換屆,換屆不單純是人事的交替,更是思想立場的政治交接,是對立會為公價值觀的考驗,是對學習實踐活動成效的檢驗。各級組織要把繼承和弘揚民進優良傳統作為做好政治交接的核心和重點,通過換屆把民進的組織建設推上一個新臺階,使民進的事業能夠一代一代薪火相傳。

讓我們按照三個認同的要求,不忘初心,面向未來,在正道上行,一起書寫民進光輝歷史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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